周朝就有对盐征消费税的记载。春秋时期，管仲在齐国的经济改革中创立了食盐专卖，使盐利“百倍归于上”，“设轻重鱼盐之利，以赡贫穷，禄贤能，齐人皆悦”。除夏、商、周三代以前和隋代、唐初之外，我国历代政府为确保政府财政收入，对盐业生产大都实行征税或专卖制度。盐既是民生之必须，也是国家财政赋税收入的重要来源，甚至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
　　汉武帝实行食盐官卖

　　在古代中国，盐业专卖又称禁榷。自汉武帝起，各朝都对盐业实行不同程度的专卖(其他被专卖的商品还可能包括铁、酒、茶叶、矿产品等)。这样合法贩卖的盐叫官盐，非法贩卖的叫私盐。汉昭帝时期，政府专门就盐、酒、铁专营的问题展开辩论，其内容由桓宽编著成《盐铁论》。辩论结论是废除铁、酒专营，保留盐业。到了汉光武帝时期，食盐由专卖改为征税。 武帝时征战频繁，国库窘迫，富商们却不愿“佐国家之急”，汉武帝因此下令将盐、铁经营完全收归官府，实行专卖，由官府直接组织食盐生产、运输和销售，禁止私人经营。

　　唐宋实行销界政策

　　到唐朝中期，对食盐的管理都比较松弛，“亭户冒法，私鬻不绝”。贩私者往往“多结群党，并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”。到了干元元年(公元758年)，又改为全部官营。宝应元年(761年)，盐铁改为民间制造，官府统购，批发专卖。这次改革增加了政府税收收入。盐业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一半之多，史称大历末，“天下之赋，盐利居半”。

　　唐后期，以及宋代，为保证官卖收入，食盐流通被政府严格控制，严格划分销盐区域，实行销界政策，不同产区的盐限制在某一区域销售，不得逾越。如广南盐不能销于与之临近的虔州一带，因其是来自远处的淮盐销区。这种人为规定，使得交通不便偏远落后地区的民众难得食盐。宋神宗时成都府路禁止较近的东川盐进本地，组织人力去很远的解州搬运解盐，又因山路险阻而不得，民众苦无盐食。官盐短缺让边远地区的私盐运贩更加泛滥。

　　明清盐商垄断经营

　　明清时期的盐法被称为“纲商引岸”制度。盐商运销食盐，须先向盐运司交纳盐课，领取盐引，然后到指定的产盐区向灶户买盐，再贩往指定的行盐区销售。然而盐引并不能随便领取，商人必须以引窝为据，证明自己拥有运销食盐特权。

　　为了得到引窝，商人又必须事先“认窝”，也就是交纳巨额银两取得官府授予的垄断经营权。“纲商引岸”制度使盐商基本上垄断了全国的食盐销售，因此他们可以任意压低买价，抬高卖价，获取巨额利润。盐商虽然手握垄断经营权，可以牟取暴利。

　　清代最富的盐商，拥有资金千万两。以乾隆三十年为例，扬州盐引售销量153万引，一引等于200到400斤，一引盐在海滨一带是0.64两白银，运到扬州后加上运费、盐税，达到1.82两左右，从扬州运到东南六省零售价10两左右，价钱翻了不止十倍。扬州盐商每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，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，占全国盐科60%左右。